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行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力—中国产业链上升面临欧美国家的天花板；而过去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不断消失—似乎中国已经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在12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德勤有限公司全球行业董事总经理盖瑞·科尔曼（Gary Coleman）和德勤中国高级顾问及德勤中国研究与洞察力中心主席杜志豪（Kenneth J. DeWoski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制造业应该依赖创新和科技进一步提高在产业链的地位，同时要专注自己的优势领域，结合中国的资源禀赋，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成本。

　　杜志豪认为这些比较优势在于中国的稀缺资源、丰富的资本和广大的市场，中国制造业应该结合这些领域发挥专长。

　　提高产业链地位 自建中国品牌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行给中国以代工为主的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制造业增长模式转型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被提上议程。

　　“制造也分为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中美两国分别是两者的代表，中国要继续维持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要抛弃劳动力依赖，而是提升自己在整个价值链中的地位。”盖瑞·科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德勤中国高级顾问及德勤中国研究与洞察力中心主席杜志豪也表示，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的趋势无法逆转。中国在“十二五”中提到了新兴战略产业，但更应该关注如何增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

　　中国尽管被称作“全球工厂”，但真正归属中国的增加值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比非常低，杜志豪的评估是中国制造业利润仅占全球制造业利润的5%左右。

　　本报记者曾经原因WTO-OECD的增加值贸易统计表进行计算，中国制造业利润远低于全球制造业利润5%的水平。

　　杜志豪认为，原因在与中国企业大部分是代工企业，没有独立的品牌。

　　“台湾和韩国在这方面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个鲜活的例子，两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相同，但因为对品牌的关注不同，导致两个地区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出现很大不同。”杜志豪指出。

　　“韩国有很多国际品牌，包括LG、三星、现代等等；但台湾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外包，走外包的道路，虽然经济增长也非常不错，但是一直在待工生产，这方面可能跟中国大陆非常像，总体看外包所占的比重过多，品牌建设所占的比重太小。”杜志豪长期生活在亚洲，对亚太地区的经济研究颇深。

　　在品牌建设方面，有企业通过海外收购成就自身品牌，但科尔曼和杜志豪均认为，品牌构建需要自建，而非收购。

　　“品牌所承载的是一个对客户的承诺，如果客户对这个企业能够实现这个承诺有任何的疑问，产品都是卖不出去的。”科尔曼表示。

　　杜志豪则以TCL、德隆等几家中国公司收购后不能有效创新而导致品牌价值下降的案例表示，品牌需要自身创新。

　　结合资源禀赋打造专长

　　所谓术业有专攻，过去中国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成就了“全球工厂”的“美名”，但随着这一优势的逐渐消失，杜志豪建议中国制造业结合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发挥专长，在全球制造业中继续保持佼佼者的地位。

　　杜志豪认为，中国具备三大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中国所占据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之相关的制造业，比如稀土行业、钛、镁稀有金属和稀土资源，因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工业品，重要性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在新材料、节能电子，这些新兴和发展很快的领域中应用更多。中国是拥有这样的自然资源，也有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以原材料的方式直接出口，或者通过加工制造之后出口，如果是加工制造之后，中国也可以寻求到一些优势。

　　其二，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快，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调集大量资本进行投资。以太阳能电池板行业为例，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做到过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时间内做出这么大规模的扩张，整个行业的效率也可以从当中提高能够体现。

　　其三，中国本身市场规模，中国毕竟有这么大的人口数量，消费潜力巨大。国内消费潜力的释放和提高，也是中国将来所能够具备的大优势。

　　国际贸易形势转变

　　伴随着全球产业链转移，杜志豪提醒，国际双边贸易关系在今后4-5年内将会产生重大变化。

　　“如果说两个国家，可能过去一个国家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基础商品为主，另外一个国家以生产制造业产品或者制成品为主，这种简单的双边贸易关系不可能持续的。”

　　一方面，这样的关系和状态会导致两国之间贸易关系非常的不稳定，因为原材料价格变化会非常多，比如原油价格会起伏很大，但是工业制成品，手机、电子产品这些价格是非常稳定的；

　　另外，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国家，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印尼、巴西等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国家，因担心本国制造业的发展被抑制，而制定向制造业倾斜的政策，降低自身自然资源出口。（孙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