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平衡

　　在9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报告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在设计任何新的增长模型时，都必须尊重中国经济这些主要的结构特性。”

　　据报告主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资深研究员宋立刚介绍，“过度工业化”的评价反映了中国相对于其他可比国家，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高；“低度城市化”的评价则反映出政策框架抑制了国内的城乡居民流动，使得城市化的比率低于经济本身能够达到的比率。此外，城市人口的吸纳能力也因外来务工人员的弱势地位而被削弱。

　　宋立刚告诉记者，中国在1995年达到了购买力平价人均GDP2000美元的水平，在2011年达到8000美元的水平，是其16年前的4倍。

　　“对于任何一个后工业化经济体来说，生活水平从人均2000美元提升4倍都是一项罕见的。”宋立刚说，当日本的人均GDP在1951年达到2000美元时，它的城市人口份额是53%。当中国的人均GDP在1995年达到2000美元时，它的城市人口份额是31%。

　　宋立刚等专家的研究发现，中国在经济增长起点处有非常高的工业产值和投资份额，投资份额远远超过样本里的其他国家，它的工业产值也是如此。高工业产值与投资份额和中国的高能源消耗、高排放是密切相关的。

　　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并在城市化程度上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出口导向比日本、墨西哥、土耳其在2000美元时的水平都要高，比韩国高一点，与泰国相近，但远低于马来西亚。

　　政策取向是要素价格改革

　　上述报告分析，中国过度工业化的现状是一系列价格和激励扭曲的结果，这一系列的扭曲都使得资源利用优先服务于工业发展，不管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不管是国内需求还是出口导向。

　　城市化不足的现状是其限制城乡居民流动的总体政策框架导致的直接结果。在户口制度下，对于农民工的歧视仍然存在，对于土地使用期限的不确定和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成为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及参与非农就业的障碍。

　　“30多年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地补贴企业和生产者的过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说。

　　黄益平认为，当务之急是将电力和石油最终用户获得的能源价格进行市场化。建立一个为负外部性定价的体系，将一部分环境破坏的成本内生化，计入企业的盈亏。这是一个明确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政策取向应当是供给侧的深化改革，破除要素价格和服务业的行政垄断，要素价格改革包括水、电、气、油、运、资金、土地、劳动力等，打破垄断，放松准入，促进金融、电信、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最高目标是减少过度工业化、优化城市结构，并通过拉动内需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宋立刚说。

　　上述报告建议，深化并加速金融改革，全盘考虑国际与国内现状；快速进行大规模的户口制度改革；保持当前以市场基础为能源定价的现状；优先基础设施投资而非工业产能投资；调整基本的长期财政策略以促成资源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