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 需同步创新政策框架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进入一个7%左右的“新常态”，“新常态”并不取决于外部参照物，而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事实上，本轮宏观经济下行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既有外需萎缩，也有内需增长放缓；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调整；既有短期需求波动，也有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在这样的“新常态”之下，需要创新政策框架。

　　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从内部环境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周期。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新常态”。

　　从大周期角度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自二战之后的全球经济体，还没有哪个经济体打破了30年高速增长后必将经历一番艰难调整的规律。世界银行《中国2030》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每五年都会下个台阶：“十二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8.6%，“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下降到7%，2021-2025、2026-2030年间经济年均增速分别下降到5.9%和5%。

　　因此，对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不必过于惊慌。首先，纵向比较而言，本轮经济下行于2009年的宏观经济下行有很大的不同。两次经济下行呈现“一急一缓”态势。与2008-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 D 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当年四季度的4%。而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并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其次，横向比较而言，也处可承受范围之内。林毅夫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只要是机遇自身的历史比较。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几乎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当前增长速度当然是放缓了，但是放在全球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减速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印度为例，2010年印度增长速度为10.1%，2011年降至7.0%，2012年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远超中国。中国7%的“新常态”并不取决于外部参考，而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相比过去8%以上甚至更高的有“水分”的增长速度，7%左右的增长更加注重质量，更加适合中国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与以往的增速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要学会适应经济放缓的新常态。新周期问题需要用新周期的观点去审视和解决，有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放松高税收、高垄断、高管制、高社会成本等供给约束以提高短期增长率；化解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的供给障碍以提高长期潜在增长率。

　　首先，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以减税为核心，认为减税应该是永久和全面性的。然而，实际情况使我国目前的减税不能是全面的而只能是结构性的。由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开支巨大，全面的减税必然使我国财政面临巨大压力；我国产业结构落后，如果全面减少各个产业的税收，会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步伐放慢。

　　其次，通过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增加有效供给。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认为，货物过剩是表面的，其深层次原因并非需求不足，而是缺乏创造性生产，缺乏新的供给和由此导致的新的需求。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关键是政府要创造促使企业不断创新的环境。一是建立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促使企业只能通过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来获取更多利润；二是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建立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的有效机制；三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为推进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须以大力提高中国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三是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使企业恢复到健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留存利润、权益融资、私募基金、股权转让等)补充企业资本金。四是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建议政府在充分借鉴和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负面清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