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欧债危机、美国主权评级下调等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自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尽管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大肆举债等措施来刺激经济，但仍是局部危机不断，且政策刺激的效果一次不如一次。这就引起人们反思：单纯靠货币投放，无法解决累积已久的债务危机、高企的失业率以及经济停滞不前等问题，是否应该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些挥之不去的顽疾呢？

　                             　危机是体制弊端累积的结果
　　世界上应该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经济社会体制，每个国家或政权为了维持它的长治久安或发展壮大，都会选择一个它认为最优的体制，并通过相应的法律和武力使之运转下去。就经济体制而言，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二战之后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实践之后，该体制最终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结果。但是，由于每一种体制都存在一定的弊端，需要不断地修正来克服体制中坏的一面，如果不及时修正体制的弊端而任其发展，最终就会酿成危机。
　　如今，发达经济体无一例外地陷入了高负债、低增长的泥潭，如美国政府的负债率达到100%，日本超过200%，欧盟国家普遍在70%以上，希腊、意大利两国都超过120%；据IMF估计，发达国家的平均负债率超过100%。而从2011年上半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来看，美国只有0.7%，欧盟也在1%以下，经济衰退的迹象十分明显。因此，当我们在关注美国何时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该反问一下，这一举措能让美国经济摆脱困境吗？
　　回顾全球近代历史，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处在19世纪以来全球和平时间最长的阶段。因为从18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范围实际上一直在发生战争—主要是殖民与反殖民战争，如美国在18世纪取得了反殖民的独立战争胜利，而印度则在18世纪战败，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不断战败，沦为多个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半殖民地。而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西方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争霸而导致的战争。时隔21年，1939-1945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后，至今已经度过了66年的世界和平时期，虽然期间有些局部战争，但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争，也无本土战争。
　　和平之所以能在二战之后一直维持，就国与国之间而言，实际上也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的体制趋同化：政治观念的趋同和经济体制的趋同。政治观念上各国之间的包容性大大增强，而经济体制上普遍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之间利益交错，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动荡或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都会损害多个国家的经济利益。
　　就各国国内而言，发达国家基本上实行多党制和民选政治，为能够在竞选中获胜，各党都会采取各种讨好选民的手段，如承诺提高福利、减轻税负和增加就业机会等，其结果就是政府负债水平的不断提高。尽管在竞选过程中竞选人也会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但一旦当选之后，往往因为实施改革的反对意见较多，且改革不会短期见效，故放弃改革承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比如，奥巴马曾提出对富人增税、对中产阶级减税的计划，但终因共和党的反对而难以推行。而在债务危机最深重的希腊，紧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和国营企业私有化的改革举措也迟迟不见推进，使得国际评级机构如标普把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调至垃圾级。
　　过去66年，世界和平能够得以维持，全球经济获得空前的增长，其代价就是政府债务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因为，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会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为了避免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各国多以扩大债务规模来解决短期社会矛盾，尽管期间也有实施过一些改革举措的案例，但多以小改小闹而告终。政府债务的特点就是当期政府举债，下期政府承担，何乐而不为？
　　因此，当今各发达经济体出现的债务问题乃至债务危机，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体制长期维持所付出的代价，尽管这种体制是相对优越的，若不对其进行修正或改革，其弊端的累积也同样会酿成危机。

　                         　危机轮回能否倒逼债务国经济转型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至今，全球经济不断爆发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的日本资产泡沫破灭、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9年四季度由希腊作为开端的欧债危机。这些危机的发生，大多与主权债务负担加重或银行坏账率上升有关，之后则通过债务减免、短期债务转长期债务、降低杠杆率、货币贬值、紧缩财政支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措施来解救。但事后来看，危机之后，大多数国家都留下了后遗症，如拉美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经济“失去了十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下滑等。如今，欧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深陷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困境中，且对应该如何摆脱困境尚无明晰的思路。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至今的40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几乎全球各大经济体都经历了危机或经济转型，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经济滞胀之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服务业的比重大幅上升，而日本则实现了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升级；80年代，计划经济国家在遭遇了发展瓶颈之后开始改革开放，中国、苏联、东欧国家等均转型为市场经济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如拉美奇迹、亚洲四小龙、新四小龙）之后，也遭遇债务问题困扰，经济发展的步履越来越沉重。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北非的一些专制国家纷纷遭遇政治危机和政权解体。如今，欧美的债务危机或经济困境再度暴露无遗。因此，过去40年，在全球整体和平的格局下，经济和政治危机却在全球各大洲都轮回了一遍，危机从发达国家传递到发展中国家，现在又回到了发达国家。
　　如果说40年前美日由于面临通胀和工人薪酬上涨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局面，不得不调整产业结构，推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了经济转型，那么，如今它们所面临的危机程度和应对难度则大了很多。首先，当初其经济增长的潜力较大，产业升级、城市化等依然可以支持经济增长；如今，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美日经济的发达程度已经到了劳动生产率难以快速提升的地步，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次，40年前，发达国家的负债率普遍较低，故可以不断通过提高负债率等刺激政策来提振经济；如今，其债务水平已经达到面临偿债违约风险的地步，而全球性货币泛滥终将使得发债成本不断提高，继续用债务工具来提振经济，其边际效应递减。
　　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经渐渐明晰起来，21世纪必然是亚洲崛起的世纪，中国和印度将引领亚洲成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地区，而发达国家的衰落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必然事件。欧盟的高福利是以高负债为代价的，而美国低成本的负债，则是凭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优势，但依赖债务来维持经济的模式，最终都将因债务的不可承受而终止。当然，现在还看不出欧美现有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但至今为止，欧盟和美国采取的所有举措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方案，旨在延缓危机爆发的时间。从道理上讲，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若能改变现有的经济模式，则危机是有可能化解的，经济也有望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如对内增税节支，降低福利水平，而不是一味讨好选民；对外用更大的诚意来加强国与国之间广泛而深入的经贸合作，如欧盟内部应该加快财政一体化的进程，使之与货币一体化相适应；美国则应该考虑将更多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以缩小贸易逆差，并更少地对他国实施军事干预，以减少财政赤字，而不是制造贸易摩擦。

　                            　六大困境倒逼中国经济转型
　　尽管欧美出现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增长停滞现象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形成鲜明反差，中国不存在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但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每个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例如，至2010年末，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达10.7万亿元，其中约5万亿元是2009-2010两年内增加的，显然，近一半地方债的增加是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而采取的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时形成的。因此，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时候，我们同样要为对外依赖度过高、经济增速过高而付出代价。若作一个不够全面、不够系统的归纳，笔者认为，中国经济面临六大困境，这六大困境正在或终将倒逼中国经济转型。
　　一是地方债规模剧增，会让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困境。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0.7万亿元地方债中，近一半是近两年形成的，而今明两年又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高峰期，43%的债务将在这两年内集中到期，预计达4.6万亿元。这显然是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重大考验，目前已经有负债总额达425.6亿元的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公司传出赖债危机，据悉，自2011年6月中旬至今，已有近十家省级交通控股平台公司发债融资，以偿还银行贷款，主要包括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公司债，其中5家高速公路公司发行的是短期融资券，债券期限只有一年，显然是为了延缓偿债时间。此外，铁道部的债务余额也超过2万亿元，但中国很多公共项目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显然低于目前的贷款利率，以此来推算，中国债务规模上升的势头将非常快。目前中国公债（包括地方政府、铁道部、政策性金融机构等所欠的银行贷款、所发的债券等）占GDP比重超过50%，而美国1980年的公债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不过在30%左右。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长期靠地方政府借贷的投资拉动型模式必须得转型。
　　二是目前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硬着陆风险，同时也会迫使经济转型。2011年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依然在3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高企的房价终将随着供需关系的逆转而回落，从而给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极大冲击。如在房价连续走高的过去10多年中，地方政府凭借土地财政使得举债投资的模式可以维持下去，使中国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银行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扩大信贷规模，使得盈利水平高速增长；而大型国企也分享着高增长带来的垄断利润。而一旦房地产价格下行，财政收入与土地转让收入都将锐减，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以及大型国企所赖以维持和发展的投资拉动模式就无法持续下去。这将倒逼中国地方财政模式、商业银行及大型国企的盈利模式转变。如对地方财政而言，需要真正将预算外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提高透明度，“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三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制约中低端消费增长，而且会危及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最后一次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是2004年，为0.465，估计目前在0.5左右了。即便有学者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是0.45，而非0.4，那么，现在也已经大大超过这一数值了。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国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不足4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般在70-80%左右。中国消费所占比重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但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却已经占全球第二了。因此，应该对中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进行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比例，增加对贫困人口的财政补贴和公共福利，同时，在税收方面，应该加征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否则，若任收入差距继续扩大，那么，社会稳定一旦难以保障，则付出的代价将难以估量。
　　四是通胀高企和市场利率水平大幅提高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较慢，在货币超发、通胀高企的情况下，负利率成为常态，而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却水涨船高，从而也导致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纷纷走高，银行的表外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央行对银行的传统监管模式遭到挑战。因此，央行不仅要从控制信贷规模转换到控制社会融资总量，而且要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否则，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因此，金融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及创新工具不断增加的结果，必然会倒逼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五是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不仅会挑战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还会促进金融管制的放松。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建立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基础上，而目前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大幅上涨，人民币升值速度也有加快趋势，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出口，对于经济从依赖外需向刺激内需的转型，也形成了一定的倒逼压力。同时，当人民币升值基本到位之后，金融管制的作用也会逐步消退，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也将加快。
　　六是持续至今的“电荒”，将倒逼中国的物价尤其是资源品价格的改革加快推进。中国当前出现的“电荒”，既有能耗型产业占比过大的原因，又有煤电价格之间没有理顺的因素，表现为发电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没有显著上升，故“电荒”有一定的人为因素。而除了电价之外，中国的水价、油气价格、电信价格等都存在明显的非市场化定价现象，而这些产品的不合理定价，又恰恰是所属行业处于寡头垄断的结果。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就必须理顺这些产品的价格，通过价格的市场化波动，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当前，中国通过高能耗、高资源投入所带来的高增长，从中长期看难以持续，“电荒”也已经折射出经济不转型的危害。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债务危机和衰退趋势，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困难，都是现有体制弊端累积的结果，是一种维持成本，都难以用老一套方法来化解，即不能再用扩大债务规模、大量投放货币来拖延危机的爆发时间。各国为维持国内经济和全球政治稳定所付出的代价已经非常大了，迫切需要从体制改革、发展模式转型入手去应对诸多矛盾和危机。而转型的动力不能单靠自上而下的口号和理念，事实上，自下而上的倒逼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