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模式，就是摸着石子过河，走一步，算一步，那里发展快，就发展那里的模式。什么政策，能够让7亿多劳动力拼命干活，就用什么形式。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不择手段’，发展就是硬道理。至于发展以后的分配公不公平，能否持续，能否真正让所有老百姓幸福，就没有很好的考虑过。
 　　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寄托在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廉价环境的基础上。以制造业为主，采取进出口不对称的关税壁垒，大量谋求贸易顺差。用国家垄断，把所有主要资源、土地和市场，统统控制在国家和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官员手中。除了少数社会精英，包括民营企业老板和明星，所有老百姓都变成了这个强大国家机器的廉价劳动力。
 　　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和银行，加上其强大的税收体系，每年把占大约50%的GDP掌握在手中。这些收入，主要不是用于民生，而是用于继续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和谋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年复一年，老百姓的收入当然也在提高，但是，大多数人的收入提高速度，远远没有GDP的增长速度快。
 　　通过压缩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也就是通过压缩消费，来换取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模式，就是这样形成的。消费、投资和出口，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投资和出口增长快，消费增长慢，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长此下去，却不能让一个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首先，快速的投资和出口，不是发展的目的，它们只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实际是为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就是消费的不断提高。
 　　其次，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两级分化，造成社会不和谐。因为，绝大多的资源掌握在占人口不到3%的政府官员、垄断企业高管、大中型私人企业老板和一部分社会精英手里，他们的收入就大大的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出现100万人的资产超过1千万人民币，6万人的资产超过1亿人民币，1000人的资产超过100亿人民币。
 　　第三，出口的增长，依赖于外国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健康情况。金融危机前，欧美国家，冒着出现大量逆差的危险，不断从中国进口廉价产品。金融危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透视出那种靠赤字过日子，靠逆差进口的模式，不可长期下去。因此，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从中国的进口开始减慢。现在，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形。同时，由于长期的贸易顺差，加上人民币还不能国际化，导致了顺差越多，国家发钞票购买美元的压力越大，从而催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发达地区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第四，房地产泡沫，人口老化，是近年劳动成本急速上升的重要推手，也是劳动力结构性、地域性严重短缺的推手。深圳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和出口双负增长，就是因为深圳的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导致原来靠廉价劳力的加工出口产业难以为继，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出现负利润。结果，有的企业关闭，有的企业（包括富士康）内迁，有的企业缩小规模，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双负增长的悲凉局面。
 　　第五，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是靠廉价劳动力，而且是靠廉价的土地和环境资源，才可以支撑如此高的发展速度。100年前，伦敦是典型的雾都。100年后的今天，伦敦蓝天白云，而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雾都。现在的首都机场，因为大雾，飞机航班经常被取消。这些大雾，很大程度是因为污染颗粒所造成的阴霾，而不是真正的雾水。我老家的土地，原来非常合适种香蕉，现在，香蕉没法生长了。
 　　发展的代价是惨重的。空气、水、土壤、食品，没有一样是安全的。最近大家老在骂毒牛奶什么的，其实，就算产家品德是雷锋级的，就凭现在的环境条件生产出来的牛奶，已经不能满足婴儿生长的健康标准。全国每年有100万人死于呼吸道感染。
 　　第六，这种发展模式，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土壤。所有的权利和资源，都掌握在代表国家权力的极少数人手里。权利、资源及市场太过集中，使掌握这些权利和资源的官员，容易产生腐败的念头和可能性。
 　　温总理最近说，‘腐败将导致人亡政熄’。可见，腐败是多么可怕的问题。有些腐败官员，不一定与生俱来就是坏人，而是一些体制漏洞，让他们无力抵抗各种诱惑。当腐败官员被判重型、或被处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后悔。在某种程度上，许多腐败官员是这种发展模式的‘牺牲品’。网上有这样的冷笑话：‘杨白劳进去，黄世仁出来。海瑞进去，和珅出来。’这里所讽刺的，就是中国官场。
 　　在中国当官，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行业。2011年，广东落马的厅级官员多达15人，全国落马的省部级干部13人。苏州和杭州两位副市长，同一天被处极刑。这样大力的反腐斗争，越斗，大案要案，却愈演愈烈。经济犯罪案件，涉及的金额也越来越大。
 　　新模式的设计
 　　由于种种问题，老模式没法长期继续下去。没有改变这种模式，中国的发展很快就进入死胡同。
 　　哪么，中国需要怎样的新模式呢？
 　　简言之，新模式，必须考虑老模式的致命弱点，才可能让中国走出困局。
 　　首先，改变GDP的分配结构。千方百计，提高活劳动在最终产品价值的分配比重。通过改变产业结够，提高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提高单位投资的就业量，提高工资占单位产品价值的比重，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等措施，改变目前消费占GDP不到一半的局面。
 　　2011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只有47%，而美国是90%。如果中国的相对消费水平能够提高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只需要是目前的一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
 　　其次，改变工业结构，严格控制高污染、低就业的行业。想方设法，提高能源消耗效率，减少GDP增长对石油、煤炭、钢铁和水泥的依赖程度。这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控制环境污染的必要手段。提高能耗和物耗效率，就必须改变工业结构，提高产业的创新和科技应用水平。
 　　第三，逐步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垄断规模和范围。把国家垄断压缩到只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少数部门和行业。对垄断利润必需征收垄断税和资源税，控制垄断企业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允许私人企业有条件的进入垄断行业，并制定相应的价格和税收手段控制这些企业的行为。逐步放开对银行存贷利息差别的垄断性控制，允许民间银行、房地产信托公司跟国有银行和信托公司展开公平的竞争。
 　　第四，国家逐步退出直接微观经济活动，包括放弃对非垄断行业产品的定价权，降低民间企业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建立一个以私人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重要补充的国民经济结构。政府的职能不是控制，而是疏通和服务。转变政府职能，是控制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第五，理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加强市场作用。让股票市场真正成为有效、稳定和可信的资本市场。通过税收和其它价格手段，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造福所有中国人，而不只是满足少数人投机发财的需要。
 　　第六，通过有效的价格手段和市场调节手段，大幅度提高能耗、物耗和土地利用效率。大力加强新农村的建设，把农业发展、粮食安全、提高农村收入和环境保护有效的结合起来，迅速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中国出现两难：不转型，没有别的出路。转型，需要时间，需要利益重新分配，需要体制和科技创新。所以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痛苦的转型期。能否成功，现在不好说。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中国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的智慧。转型成功，再过30年，中国就可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转型不成功，中国就堕入‘中等收入’陷阱。